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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向全球多国蔓延，日本、韩国、欧洲、美国等地确诊病例也在不断攀升，这已成为全球需共同面对的公共卫生事件。
在国内疫情仍在防控关头，部分城市宣布对来自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人员入境采取14天隔离措施，严防外部流入。然而这样的入境限制政策在防疫的同时可能将面临一个更加复杂的难题。
那么，在内防和外防的同时，中国如何在开放和防疫之间寻找最佳平衡？对于目前多地针对外国人员入境的隔离政策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与世界脱钩？如何避免脱钩风险？国内经济如何恢复？中国GDP还能否保持6%的增速？是否需要刺激措施？旅游业何时恢复？如何看疫情之下的海航集团流动性危机？为此，3月1日，新京报记者专访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
核心观点：
1.如果因隔离导致对外交流受到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交流，对于多国的经济创新，未来的经济活力等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2.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与全球隔离的代价。当中国以外的主要国家纷纷将新冠肺炎当作流感来应对时，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尤其是在国内防疫胜利在望之际，也会很快面临这个难题：如何在开放和防疫之间寻找最佳平衡。
3.建议严格区分对外隔离，一刀切式的隔离方式不可取，但是，隔离来自高风险国家的人具有合理性。
4、为了避免经济脱钩的风险，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资金交流和人员交流。在人员交流暂时受阻的情况下，保持信息和资金的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5、中国必须保持适度的GDP增速，建议政府可以出台投资、鼓励放开生育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措施到位的话，6%的增速完全有可能。
6、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有所影响，不过，在一两个月内不会发生供应链转移。
7、疫情对全球旅游行业打击巨大，恢复比较慢。国内旅游业疫后恢复要比国际快，会继续与海航合作希望它挺过去。
【正文】
疫情全球蔓延容易形成反向恐慌 警惕脱钩风险
新京报：新冠肺炎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你认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防疫手段有什么差别？
梁建章：疫情的转变是很快的，目前中国政府是最有防范能力和防范措施的，但也是血的教训。此前中国政府发挥了强大的执行力，采取大规模社区隔离等强力措施，将首先在武汉暴发的疫情控制住，很多工厂和企业也正在复工过程中。
如今，疫情正在全球蔓延，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家相继出现了大量社区感染，同时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其他国家，也存在着进一步蔓延的趋势。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难以像中国一样采取强力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所以只能采取应对流感的常用手段，仅对重症的病人进行治疗，尽量降低死亡率。这种流感化的防疫对策，和中国式的疫情应对办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京报：相比国内的强力措施，你如何评价其他国家流感化的防疫对策？
梁建章： 流感化的防疫对策是否有效，最终取决于新冠病毒的死亡率。在湖北地区，疫情的死亡率高达3-4%，但该项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因为其分母即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被低估。更准确的估算来自于湖北以外的死亡率，该数据在0.5%-1%之间，比流感的死亡率（0.1%-0.2%）高了几倍。未来随着医疗方案的不断改进和新药的推出，尤其是可以学习中国的宝贵治疗经验，未来存在死亡率降到和流感同一个数量级的可能性。
当然，流感化的防疫对策，客观上可能导致更多的病人死亡，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如果和以往每年死于流感的庞大人数相比，其实这个悲剧处于同一个数量级。所以在最初的恐慌期过去以后，流感化的防疫对策会逐渐成为常态，确保各国经济不至于因此停顿或者走向崩溃。在这种应对措施下，各国的发病率和死亡人数可能会高于中国，但他们其实别无选择，只能用好有限的医疗资源和最新的治疗手段，以尽量减少死亡人数。
新京报：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已经对部分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人员入境采取了隔离措施。如果疫情进一步蔓延，你认为是否会扩大隔离的范围？
梁建章：如果全世界都采用流感化的应对方式，反过来也会给中国的强力应对方式造成巨大的压力，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反向恐慌，代价是非常大的。目前国内部分城市对入境客人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但执行过程中有些地方“一刀切”针对所有入境客人。虽然，我认为这种一刀切的隔离方式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隔离来自高风险国家的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在这些国家采取相对弱势的流感化应对方式后，其国民比中国人具有更高的传染风险，所以，仅从严控疫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自然应当限制和隔离这些外国人。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疫情控制力度都不如中国，如果对于大部分国家都严格采取隔离措施，中国经济无法承受这样的代价。
新京报：如果我们对于大部分国家严格采取隔离措施，这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哪些影响？
梁建章：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就不只是传染病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只从短期来看，那么在某个特殊时段限制外国人入境，给经济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似乎相对有限，最多不过是损失了与入境旅行相关的一些产值。但是从长远来看，其负面效应却可能变得非常巨大。比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好不容易占据了世界供应链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在今后的一年半载里面，各国的企业家、营销管理人员都无法来到中国，那么中国和全球的连接会越来越弱。而在很多创新领域，中国和全球的合作，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新京报：你最担心什么？
梁建章：我们也必须警惕与世界脱钩的风险，尤其考虑到因为防疫策略不同而造成的脱钩风险。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正千方百计地要和中国脱钩，以打压中国的创新，美国还不断利用外交手段来劝说其他发达国家和中国脱钩。疫情暴发后，美国也是最先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
今后很可能出现的一种局面是，一方面，中国本身对于疫情的控制做得比较好，另一方面，国外由于采取流感化的措施导致疫情继续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可能出于防疫考虑而阻隔和世界各国人员的交流。此举当然有利于防治疫情，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脱钩，恰好达成了美国原本通过外交手段都难以实现的目标。
新京报：与世界“脱钩”会造成哪些风险？
梁建章：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外交流受到严重影响，这是一个“慢性病”，如果对外交流受到影响，尤其是科学技术的交流，对于多国的经济创新，未来的经济活力等都会受到负面影响。我还是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希望可以理性选择如何防范国外输入与对外开放取得一个平衡点。
严格区分避免一刀切对外隔离 疫情不会导致中国供应链在一两个月内转移
新京报：如何避免中国与世界的脱钩风险？
梁建章：要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就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资金交流和人员交流。在人员交流暂时受阻的情况下，保持信息和资金的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现在有很多海外留学和科研人员不能进行正常的国际旅行，有些教学和科研活动就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远程进行，遗憾的是，很多科研教学内容在国内却不能访问。我们应当利用最新的高科技智能过滤手段，更加精准地管控海外互联网内容，尽量避免阻碍非敏感信息的畅通交流。
在开放投资方面，可以进一步加大高科技、金融服务、医疗教育等行业的开放力度，让更多像特斯拉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来中国投资办厂。当然，面对面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还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在人员交流方面，我们需要严格区分，避免一刀切地切断和国外的交流。如何在防治疫情和人员交流之间找到最佳平衡，将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
新京报：这次疫情会影响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吗？
梁建章：会有影响，不过一两个月内不会发生转移。试想一下，如果中国的对外交流退回改革开放之前的水平，那么整个社会将是一种什么状态，经济又会下降到何种水平？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好不容易占据了世界供应链的重要部分，但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各国的企业家、营销管理人员都无法来到中国，那么中国和全球的连接会越来越弱。打个比方，如果马斯克当初来不了中国，又或者抵达中国之后就必须被隔离14天，与此同时，他的管理团队也来不了，还会有后来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吗？
新京报：防范脱钩风险方面，有无可以借鉴的案例？
梁建章：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与全球隔离的代价。当中国以外的主要国家纷纷将新冠肺炎当作流感来应对时，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如何适应这一可能的前景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值得深思的议题。
如果措施得当中国GDP增长6%可期 建议出台投资、鼓励放开生育等刺激政策
新京报：钟南山院士近日判断，疫情基本可以在4月底控制住。这样的话，目前受到重创的旅游、餐饮等消费是否会有报复性增长？
梁建章：国内比较乐观，国际不乐观。
新京报：尽管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有效控制，但目前国内经济依然面临压力，去年底大家还在讨论GDP增速如何保住6%的增长，今年来看你认为6%还能保住吗？
梁建章：中国的GDP还是要保持一定速度增长。因为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1/6,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增长2%-3%，这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果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那么永远追不上美国。不过，如果措施到位的话，6%的增速完全有可能。
新京报：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梁建章：中国政府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来刺激经济，比如尽快恢复湖北以外地区的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推出各种扶持企业渡过难关的政策，以及加大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鼓励放开生育等措施。这些政策能够帮助中国经济尽快恢复元气，减少企业倒闭、员工失业等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新京报：目前政府已经针对复工复产推出减税降费的多项措施了，这是不是你所谓的刺激政策？
梁建章：这是针对疫情期间的短期措施，谈不上是刺激政策。
新京报：你所说的刺激政策是什么？
梁建章：需要花钱投资的政策和不怎么花钱的鼓励放开生育等算是刺激政策。
新京报：花钱投资在哪？
梁建章：花钱要投资在大城市的扩容，这是唯一能获得比较好的回报且不会形成坏账的措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以前在很多小城市建小镇，结果形成大量坏账，证明还是大城市更有效。
新京报：你说的大城市是指多大规模的城市？
梁建章：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二线城市。虽然北京、上海等城市针对房价有不少限制措施，但是，增加土地供应多建房可以缓解高房价。如果新建的房子可以针对多子女家庭优惠，那么就会解决很多目前“北漂”“沪漂”等住房问题。
新京报：那么，为何建议鼓励放开生育呢？
梁建章：人口是长期的问题，随着出生率的连续下降，将来会到一个比较危险的水平。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规模优势，但现在这种优势正在丧失。所以，人口问题作为长期问题必须现在解决，不可能在想要解决的时候立刻生出一大堆年轻人来。目前，为了提高生育率，政府也在做一些积极的配套政策了。
这次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还很难说是正是负，一方面很多人隔离在家，另一方面大家面临的经济压力很大，因此短期内很难判断。
新京报：需要出台哪些配套措施？
梁建章：先要鼓励放开生育，然后推出一些鼓励性的政策。人力资源投资都需要有一定的投入的，可以是减税的方式投入，也可以是增加婴幼产业的发展等，还有大城市扩容针对多孩家庭购房优惠等。
国内旅游业疫后恢复要比国际快 继续支持海航希望它挺过去
新京报：2月29日晚间，海航集团突然官宣被政府“接管”并改选董事会，目前携程与海航合作状况如何？是否会受到影响？
梁建章：虽然海航面临流动性风险，但携程还是跟海航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因为这牵扯到客户如何继续使用海航等很多环节。不得不说，海航是一家优秀的航空公司，尤其是为国际交流做出巨大贡献。
我们认为海航现在的经营更专注航空主业，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这次疫情影响了海航的现金流，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海航能够挺过去，我们还是继续保持与海航的合作，继续支持海航。
新京报：这次疫情对携程的影响有多大？
梁建章：如果疫情控制得好的话，国内市场会逐步恢复，但国际业务可能会因疫情不明朗受到打击。目前，其他国家对中国人出入境有比较严格的限制，整体行业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
新京报：取消的携程国际订单里，哪些国家或地区最密集？
梁建章：目前随着疫情发展，亚洲日韩、美国欧洲等都出现了取消订单，所以，整体来看目前是全面取消。
新京报：如果订单持续无新增，携程如何应对？
梁建章：携程现金流还比较充裕，目前还没遇到问题，但整个行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我们将在3月启动整个行业的“复兴计划”，在每一个阶段制定详细的应对措施，迎接挑战。
新京报：你在2003年非典时期给公司全体员工写过一封内部信，提到了“非典过后，携程会更好”。那么，这次新冠疫情你还会这么想吗？
梁建章：非典时比较有信心，相信能控制住，市场会恢复得比较快。这次疫情，我还是这么想的，相信可以控制住，但是，市场恢复可能不如非典时期快。非典时携程的市场份额还比较小，疫情恢复后，获得了较高的增长。目前携程已经占市场很大的份额，更加依赖整个行业的恢复。
所以，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说，不可能像非典结束后市场暴涨那么多。我们还是要做好一段时间内艰苦作战的准备。
新京报：你预计旅游业多久会恢复?
梁建章：长期来看会恢复，但这次疫情会比非典更困难，短期恢复会遇到一定阻力。这是全球的疫情，对全球旅游行业打击巨大，尤其是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措施会阻碍国际方面的旅游。而对中国来说，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如果中国跟世界经济“脱钩”，风险会进一步增加。大家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极端状况的出现。
【来源: 新京报】
